抗战避难日记
郭德山
抗战初期，我在澧县澧兰镇开设民生医院，与罗怡德中药号毗邻而居。当时，县府设有抗敌后援会、由县府马复初秘书掌管实权，我任该会教护组组长。
1943年夏，日军第一次进犯澧县，历经一个多月，日军就溃退了。同年11月4日、日军第二次进犯澧县，我再次避难。现在，就我当时所记的日记(后因文化大革命，毁坏了不少)，幸存的18篇，献给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五月二十八日
日寇犯澧、县城危险。居民仓促疏散，我带本院员工7人各挑一个小担子，由澧城逃至临澧。
十月十三日
数日来，我逐步由城内转移些较贵重的衣物到刘家湾(今澧南乡荷花村)。昨天听说刘家河停了渡，每天只渡军政、邮电交通员和医药救护员3次。
展开剩余87%今天上午，我以救护组的身份去城内看一看，当我走到刘家河街头一个谭姓茶馆门口，因老板的儿子谭道生是我把他转人兰城高小读书的(此时已迁道溪上观宫)，谭家夫妇硬拉我吃几个“荷包蛋”，耽误了我的时间。
等我吃完走到河边，中班渡船已开离澧河南岸30米左右，我随即大喊:“船老板!请转身，我是救护组的人，要回城救护。”船上有几个列兵向船老板指手划脚，不让船回头。
我明白再喊也是枉然，只得望河兴叹，悔不该吃那3个鸡蛋。
当我转身走到刘家河倒口时，听到远处传来飞机声，我急忙躲避，刚到向万昌和福音堂中段，目睹3架日本飞机临空，向渡船俯冲，把船炸得粉碎。
幸存的向姓船夫，肺部炸成了重伤，由刘十枝郎中治疗(月余方愈)。还算我命牢，我若乘坐了这只船，也就随列兵遇难了。
十月十五日
初到乡下，人多了没有菜吃，我便和一个徒弟到鄢家湾一口堰塘内捕鱼虾，忽然听到飞机声，旋即躲进田野。
3架日机由东北方来，在我们附近的蔡家桥投下了3个炸弹，“轰!轰!轰!”好象就在身边，真把我们吓坏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次轰炸是日机发现有18个挑着皮花的挑夫，路过山内蔡家桥时投下的，共炸死避难山中的乡民2人，一个9岁女孩的肠子也炸出来了，炸伤挑夫2人。
十月二十日
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枪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据闻日军由合口向常德方向进犯，并有小股日军由澧水大堤回窜荣家河、刘家河，在刘家河写的路标上，日军代号是“笠直部队”。
我带着小员工向杨家岭走去，想按临澧至桃源旧路“躲日军”，但碰到的熟人都说我们已深陷包围圈内，不能逃生，举目望天，四顾茫茫，何处是我们的去路?
我们漫无目标地走到八湾一个叫杨亚坤的家里，他热情地招待我们，也就暂且住下了。这里也住有县城的一些熟人，钟表店的何国峻一家，白铁铺的熊大姐等。听说昨天日军已到城外，城内徐某、饶某、陶某等与翻译和日伪军接洽(以后成立了澧县维持会)。
十月二十五日
清早，大家都起来了。我顺便问难友：“今天是几？”
不知谁答:“十月二十五。”
我忽然一惊，误为“四月二十五”，由于这一天是第一次逃难日，当时吃了大亏，今天忽然听到“十月二十五”，触忆苦痛，不得不忌防此日，我便吩咐张为胜去东面山头，唐超南去南面山头，雷祖兴、龚道岸分守西北山头，大家注意防哨，见敌人随时喊叫。
大约上午10时，在东面山头的张为胜气喘吁吁地跑回，连声说:“先生，来了!”我当然明白这是日军来犯，当即呼唤在场的数十人仓皇奔命，家兄郭崇道带着嫂子侄儿，我的妻子和大女儿走后门上山，我一人爬上西面陡山，回头见5个日军已骑马追至山下，但不能上陡坡，我躲进细树蔓草，敌人打了两枪，幸未中弹。我在草中爬了一里多路，怎么也爬不动了。
薄暮，张为胜找到了我，员工挑的贵重物品在逃命中丢下后全被日军抢走了，计金器二两，银元80，“六0六”针药160支，皮箱被刺破，还抢走了几件好衣服，其他衣服大都撕破。我勉强收拾残余物品，连夜逃往尹家弯。
十月二十六日
日军为了进犯常德，便到处拉夫“开路”(修汽车路)。这条新路是从县城走栗河(搭浮桥)过放马洲，再在澧水搭浮桥至刘家河去大岩厂,从大岩厂再经临澧到常德，大舅父刘士树已51岁、患有肺结核，也被抓去修路。后又被拉夫去临澧。
据同行人告知，他挑7斗米走不动，求日军减轻重量,而日军不但不减，反而再如一斗、大舅父说:“我死也挑不动了!”结果被杀死在离临澧县城10里的路旁。
十月二十七日
我们在去尹家湾的路上碰到了姨姐曲玉珍一家，她把我们带到尹姓姐夫家。由于住在这里离公路较近，日军经常搜山，我们便向张公庙南的大山靠近。逃进山里的人一天天加多。从城里传出的消息，县维持会由徐某担任，饶、陶等人协办。日军每天抓民夫，掳女人，抢牛、鸡、鸭和白糖，还杀了些人。
十月二十八日
晚上，忽然有一操长沙口音的人，喊我们避难户的门。我吓急了，就带着妻子往后山跑，不慎失足跌入丈多深的坑凹里。由于精神紧张，仍然攀着小树爬上陡坡，继续向高山逃去。跑不动了，就躺在茅草里，才知道肩关节脱臼，腰部受了重伤，剧痛难忍。
直到半夜，一个学徒才找到我，一打听，当时喊门的不是日本佬，是“别动队”，他们是中国的游击队，曾伏击日军，但有人也常常趁火打劫。这一次，把我的皮袍子、一条内钉20银元的棉裤和毛线衣都拿走了。
十月二十九日
晚上，天色昏暗，细雨蒙蒙，我整夜未合眼，痛苦殊甚。有人给我找了一个草医作复臼手术，既不得法，又无气力，费了很大的劲，未果。后找到城内的李金堂，他用杠杆牵引法很快就复臼了，痛苦减轻，腰痛又加剧了。
冬月初五日
上午11时许，刘洪武慌慌张张找到我，要我给他的小指上药、亲闻他打击日军的经过(另文陈述)。
妻子听娘家的人诉说，远房姨父曲名柱，大家都叫他“柱木匠”,在家中碰到了日军，由于他平素吓苦了，跪在地上求饶，被日军一枪结束了性命。“柱木匠”的一个侄儿也跪在旁边，见叔父求饶无益，当日军把枪对准他胸膛时，他挺起胸，那日军公然笑了，还放了他的生。难道这个日军钦佩什么“武士道精神”吗？不好解释。
冬月初十日
中午，堂幺舅父刘士师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昨天清晨，日军数十人，在汪家河、揭家河一带大肆搜捕平民，在岸上杀4人，在夏家堰杀23人。
叔外祖父刘新民当时闻枪声顺势倒在水边、因穿有皮袍子未沉，被日军察觉、被刺了7刀未死，昨晚被亲人抬至老壳湾内。
我当即与刘士枝带外科药和"大健凰丸”前往，叔外祖父还能谈话自知。给他上药后，他告诉我，这次日军杀人，是有人向日军投了两颗手榴弹后的报复。
叔外祖母李么婆被刺死在床上，汪圣教的祖母也被刺死在家门口，二舅母叶月姑、李光俊的毕妈、汪如长、易忠贵等同时被杀。
由于叔外相父伤势太重，拖了5天就与世长辞了(两年后我的三舅刘士荣从湖南大学回来祭悼，我送去了礼物和挽联。挽联云：幼称家公，长呼师尊，垂训廿载神宛在；信仰同教,亲官若友，仙逝二年梦不离)。
冬月十四日
耳闻鹿山、虎山的民众抓住了一个日军。按国府规定，交一个活日本人奖赏400元(法币)，死的只要有臂章、符号、领章和两只耳朵，奖赏200元，炸翻一辆汽车，只要有车号牌照为凭，奖赏8000元。据此，本应得到奖赏，别动队也曾前去索取活捉的日军，可老百姓不交人，也不要钱，结果拖到山上，用挖锄把倭寇挖死了。
今天搜山，日军再不单人行动，每行3人，免遭打击。大伙知道，日军又会报复，清早就躲进深山，一时风声鹤唳，到处枪鸣。后家兄郭祟道让一个亲属把母亲背来，他告诉我，日军抓不到人，就打死了几头牛和猪，挖走了牛墩子肉，捉住了几只鸡，也算是满载而归了。
冬月十六日
今天听说，在大岩厂经临澧途中，又炸翻两辆汽车，其余汽车上的日军下来，用机枪胡乱扫射，什么也没发现，炸翻的汽车内装有死尸和掠物。
从县城逃出的人又告诉我，丁公桥一条房子都烧光了。日军由常德前线运来的几车死尸，在城内德生元的旧址设火化场火化了，骨灰向江北运走，这就是侵略军的下场!
冬月十八日
坪区逃进山的人，大多数都把猪拉进了山。人们想：今天活着，不知明天是否还在人间？于是都把猪杀了，可惜买不到盐。幸好家兄还带有一斤多盐，才勉强混了几天。
刘家河被烧光了，一片瓦砾。不管农村、城镇，日军工烧就烧，用火柴点燃就走，燃不燃他也不管。无论杀烧、淫、掳都是为所欲为，想如何蹂躏就如何蹂躏，没有天理，没有人性，实在可恨。
据捉去送夫而幸存者云：日军中有伪军，也有“蒙古佬”“朝鲜人”，他们中有些人丧尽天良，辱没祖先学了几句“咳!”“开路!”“嘻嘻”“巴格亚鲁”，跟着日本人干坏事股票基金配资，真可谓民族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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