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卖出额居前三的是工业富联、迈瑞医疗、长江电力，分别遭净卖出2.95亿元、1.93亿元、1.26亿元。
当天机构净卖出前三的股票分别是宸展光电、新集能源、凯中精密，净流出金额分别是4551万元、4519万元、4157万元。
潮新闻客户端 周维强
将近40年前，1985年，博士还是稀有的。一个春天，系里让一位同学给严家炎先生送去将要答辩的一篇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论文，严家炎先生是答辩委员。这位同学叫上了我一起去。我们到严家炎先生中关园北大公寓府上，严先生刚吃了晚饭，碗筷还没收拾。严先生很客气，让座砌茶。谈话里问我们如何看卢卡契的文论——那时候卢卡契的文艺和美学思想在中国正被重新发现和认识，1985年也是卢卡契的百年诞辰。我现在记不得当时说了些什么。但严先生的印象是一直留着：个子不高，略瘦，谢顶了，眼镜后面的眼睛是有神的，能够传达出情感，说话语音轻和而清晰，总之是心思缜密，蔼然长者。我们想严先生是忙人，不能打扰太多时间，所以稍稍说了会儿话就起身告辞了。
在现当代文学的论著里，严家炎先生的文章，也是我会留心阅读的。他的论文，表现出对作品的丰富细致的艺术感受，严密的论说逻辑，细密的行文一层一层地抽丝剥茧，水到渠成得出结论。文学作品的研究离不开“思想性”的讨论，但严先生的文章，讨论“思想性”总是在和“艺术性”的相联系中展开，和作品的审美连在一起，或者说是守住了作品的艺术审美这个边界，不大会越出“艺术审美”来发表关于社会历史的看法。遣词造句比较考究，有“百密”，无“一疏”。“见仁见智”是文学作品赏析和研究里惯常以为的，但严家炎先生的文章，基本做的是“铁案”，是“定论”，不是这样说也行、那样看也行，比如他的那篇关于新感觉派小说的论文。
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成名作《谈中梁三老汉的形象》到90年代的现代小说流派史，严家炎先生提出和探讨的都是文学问题，写的是文学论文。然而天性喜欢文学，中文系出来的，没有不对社会历史有关切的。这可能是读中文系的人的一个比较共同的特质。《严家炎忆师友》这本书就比较多地流露出了真性情和对社会历史的关切。这样的随笔，是我愿意看的，里面有历史，有阅历，但不“宏大”，小片段、小掌故里藏着大意思。《吴组缃先生二三事》记录下了吴组缃先生的几则故事。严先生写道：“20世纪50年代中期，‘左’的东西已经在许多领域露头。……组缃师感觉到了这个问题，就在1957年5月的《文艺报》上发表了《我的一个看法》……”严先生文中复述了吴组缃的话：“纪念吴敬梓也是何其芳做报告，讨论李煜词也是何其芳做总结，今天是楚辞专家，明天又是戏曲专家，世界上哪有这样万能的仿佛无所不包的专家！”何其芳当时是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地位相当于“文学学术界里的周扬”。吴组缃在这篇文章里写道：“现在何其芳同志东摸一把，西摸一把，楚辞、李词、明清小说和戏曲以至鲁迅作品，上下古今都要去论去谈，一个人哪有许多精力？而且这种做法，又会在工作上风气上产生怎样的影响？”吴先生的话讲得真是直率。严先生这篇文章记录30多年前吴组缃先生的这个故事，表明当时吴先生这个话是留在了严先生的记忆里，且后来能够有会心的。严家炎这篇文章还记录1990年初北京作家协会为北京市作家评级，在这次评级会上，严家炎亲耳听到吴组缃的一段话，吴先生这话一讲，“会场气氛为之一变……评的结果大家都很满意”。吴先生会上说了些什么话，严先生这篇文章里有完整记录。
再比如《难以忘却的纪念：敬悼朱德熙先生》，写到了朱德熙先生对学风的重视，扼要记述朱先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的一个批评，朱先生“严厉批评社会上某些人不肯下苦功夫站在前人肩头、只想踢倒前人的恶劣态度和作风”。那时朱先生正在北京大学分管文科的副校长任上，严先生是中文系主任。《心中的丰碑：哭王瑶先生》里的一则故事，让我们领略到王瑶先生推己及人的器量。特殊时期，王瑶被家中保姆揭发，遭了大罪。特殊时期过去后，王瑶“对揭发批斗的人，除了个别品质恶劣者外，一般都采取宽容、原谅的态度，说：‘事情都有自己的条件，在那样的环境中，难免会做些错事，不要过多责备他们。’还说：‘回头看看我们自己过去写的东西，还不是多多少少也打着时代烙印。’”这故事里可以见出王瑶先生认知水平之高，这也可以从认知方面解释王瑶先生能够在中古文学和新文学史领域里做出有趣的和有意义的成果的原由。
一个人的记忆里会存下哪些东西，会删除哪些东西；写文章时，会提取记忆里的哪些，会屏蔽记忆里的哪些；会从经历的人事里获得哪些体验、经验、理解和认识，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也是体现了这个人的认知水平。严家炎先生写师友的这些随笔，里面记录的师友故事，我想也是印证了严先生认知水平的高度。这也是严先生能够取得学术成果的个人素质上的条件。
中文系出来的人，一般都会比较讲究行文，论文不止要有意思，文字表达也要有意思。《悼念文学史家唐弢先生》一文里，严家炎特意说到了唐弢先生的文章“活泼潇洒，朗朗上口，富有情致”，“连论文也带有美文的素质”，是“新文学的词章家”。严家炎先生的这册随笔，也是比较讲究文字的，例如《回忆我和柳青的几次见面》，讲他1967年8月初去西安作协机关，说西安的天气炎热，坐在室内写东西，“手臂与纸张接触的地方全湿透了”，这一句话纯是白描，可是写得真切。严家炎先生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文艺理论副博士之前，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念过书，接受的不是正规的大学教育，但读高中时就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可知是喜欢文学才研究文学的。“副博士”是仿照苏联的学位制度，学制4年。我记得莫斯科大学获哲学副博士学位的维克多·波里索维奇·柯尔尊教授，1956年9月至1958年7月作为援华专家执教北师大中文系，讲授俄苏文学和文艺学研究方法，他曾想从自己教的学生里选出8位培养成副博士，但到1958年时已经提出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已经设立的副博士学习制度也要被取消了，柯尔尊提出的建议自然也就不成了。严家炎的副博士学位也自然没有取得，提前毕业留校教书了。这也可算是教育史上的一段故事了。
2024年9月8日初稿，10日修改，杭州西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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